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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晚年的英国人遭遇哪些委屈竟进京告御状

发布时间:2021-02-26  来源:悠悠千古事 点击次数:

  其实英国人并非是中华帝国的陌生客人。他们来到中国海边已经几百年了。长期以来,他们一直是大清国最重要的外贸伙伴国之一。

  自古以来,英国人就一直被东方这个神秘的大国所吸引。早在1497年,英国人卡波特就企图打通前往中国的航路,可惜没有成功。直到1635年,英国商船“伦敦”号抵达澳门,才标志着中英交往的开始。

  从那时起,中英间就建立起了贸易联系。不过当时的明朝官员并不知道这些外国人从何而来,看他们一样是红头发蓝眼睛,以为他们是荷兰人,所以将他们也称作“红毛番”。在中国人眼里,荷兰是当时海上最强的国家。

  其实世界大势早就发生了变化。16世纪末起,英国相续击败西班牙和荷兰,实现了海上崛起。在中外贸易中,英国人同样后来居上,很快就取代了荷兰和西班牙,成为中外贸易的主力军。中国茶叶风靡全球,主要就是英国商人的功劳。

  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,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,但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。1606年,荷兰人首次将茶叶输往欧洲。然而在此后100余年间,欧洲人并没有对这种新饮料表现出多大的兴趣。中英贸易兴起后,经过英国商人的大力推介,茶叶逐渐成为欧洲人客厅里的时尚,并且使越来越多的人着迷。从1685年到1759年,70多年间,英国从中国每年采购的茶叶数量从8万多磅增长到269万磅,增长了30多倍。茶叶也已经成了中国出口到欧洲的最大宗货物,占了欧洲人从中国采购商品量的一半以上。英国人因此成了对华贸易的绝对主力。1764年,欧洲运往中国的货物总值为191万两白银,而其中英国所运为121万两,占63.3%;而当年中国出口到欧洲的货物总值为364万两白银,英国人购买的为170万两,占46.7%。及至18世纪末,英国对中国的贸易输入值已占西方国家总值的90%左右,输出值则占70%以上。英国早已经是中国第一大外贸出口国,也是第一大外贸进口国。(《闭关与开放,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》)

乾隆晚年的英国人遭遇哪些委屈竟进京告御状

乾隆宝座

  可是中国皇帝与中国政府对此一无所知。英国人仍然如明末一样,与荷兰人一直都被称为“红毛番”。对这两种“红毛”之间的关系如何,连与之直接打交道的中国商人都十分模糊。以至于前几年刚刚修订的《大清一统志》,记载了西班牙、法国、意大利等国,却竟然没有这个最重要的外贸伙伴。

  中国皇帝何以闭目塞听如此?

  其实要怪乾隆皇帝晚年记性不好。对于这个英吉利国,他本来应该有印象的。

  那是乾隆二十四年(1759年)的事。那一年夏天,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,出现了一艘西洋三桅船。一个中文名叫“洪仁辉”的英国商人,自称“英吉利四品官”,说有要事,要进京告御状。

  “英吉利四品官”的到来惊动了天津知府。充满好奇心的知府灵毓来到洪仁辉船上,对这个金发碧眼的洋人进行了拜会。洪仁辉操着流利的中文对他说,他们本来在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,但是在贸易过程中,受了许多欺负,因此想找中国皇帝评评理。

 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没出过的奇事。按理灵毓不应该允许这个不守规矩的夷人进入天津。但是头脑灵活的他早就听说过外国商人都很有钱,因此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发财机会。于是他对洪仁辉表示,听了洪氏的讲述,他十分同情。他会向上级汇报这件事,但是替一个外国人“越级上访”,他要冒着被革职的风险。

  所以,灵毓悄悄伸出5个手指头。如果没有5000两白银的好处,他不敢做这样的事。

  其实洋人洪仁辉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英国翻译,根本不是什么英吉利四品官。他本名詹姆士弗林特(JamesFlint),从乾隆十二年(1747年)起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。之所以自称四品官,是因为他很清楚,一个普通的英国商人或者翻译根本不可能见到中国的官员大人。虽然对中国官员的腐败十分熟悉,洪氏还是觉得5000两实在太多了。他与灵毓讨价还价,最后谈定的价格是2500块西班牙银圆,先交2000,事成之后再交500。

  收受了沉甸甸的银圆后,19日下午,灵毓允许洪氏的船由水路开到天津,并将洪仁辉安排在一座庙宇中住了7天。在这7天当中,洪仁辉的状纸层层上交,被从天津送到了紫禁城,直达乾隆皇帝的御案。

  洪仁辉的状纸中,向皇帝叙述了他们几十年来在对华贸易中遇到的许多困难。他说几十年来,十三行制度一直像一个难受的枷锁一样困扰着他们。他说他们的贸易因此严重不平衡,很难直接了解中国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物品。他要求大清帝国在广州之外,再开一些贸易口岸。他还提出了以下具体要求:

  我们要求我们所雇用的所有通事和买办,不必向海关官员缴付规礼或经其认许。

  我们控告设在我们商馆与货船之间的三个关卡的人员,他们曾向即将起航的商船诸多勒索,尤其是最后一个关卡的官吏,去年竟将“霍顿”号引水的执照扣留。

  我们要求把我们称作罪犯的不光彩告示撤除,最近这种告示张贴在省城和城郊各地,致使我们在路上经常受到侮辱。政府不仅有责任保护我们,同时亦应保护和我们来往的商人、通事、买办和仆役等。

  我们控告我们商馆附近的海关屋子一位官吏的粗暴行为。约在两个月前,他借口我们没有向他鞠躬行礼,竟禁止我们在自己的艇上乘凉。我们要求命令他到我们的住所道歉,或将其解职。(马士《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》)

  究竟是遇到了多大的委屈,让英国人壮起胆子敲了紫禁城的大门呢?

  原来,虽然与中国贸易多年,但英国人只到过中国的一个城市,那就是广州。在广州,他们也只到过一个地方,那就是“十三行”。

  200多年前,那些万里迢迢奔赴中国来的外商,虽然也腰缠万贯,到了中国之后处境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可怜:

  他们只能在每年夏天才被允许进入中国。来到广州后,他们不能住到广州城内,只准住在“十三行街”内,而且没事不允许外出。

  除此之外,他们不许携带妻子一起来华,也不许找中国女人,只能干熬着。他们不许与普通中国人交往。中国人一旦和他们聊聊天,就会被视为“汉奸”。

  特别是,中国政府从来不屑于与他们直接打交道。中华帝国从来没有过外交部,也没有管理外贸的政府机关。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贸事务,都由“十三行”这个民间机构经手。

  所谓“十三行”,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国商人,专门负责与外国人做生意。外国商人到达中国后,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卖给十三行,不管他们给的价格比别人低多少。采购所有东西,都必须经过他们,不管他们如何提高价格,降低质量。外商在中国的所有行动,都要受十三行的监视约束,不得乱走一步,不得乱说一句话。如果他们在中国遇到什么困难,对中国外贸政策有什么不满,不得直接与中国地方政府联系,只能通过十三行向政府提出请求,而中国政府对这些转达来的请求大多数时候都不闻不问,不予理会。

  所以,传统时代来到中国的外国商人,不但不是贵宾,反而有如囚徒,其原因自然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轻商观念所致。中国人认为商人是四民之末,外夷又是人类之末,与之打交道失了天朝上国的体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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